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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游会国际所谓“端午近中夏，时清日复长”，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的记载为西晋的《风土记》，书中这样描述：“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与夏至同。”但五月在古时有“恶月”之称，因为此时天气正值潮热，蚊虫飞动，五毒尽出。为避五月之害，古人便随身佩戴香包以祛恶辟邪，求吉祈福。

　　香包又称容臭、香囊，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是传承千年而余绪未泯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遗存和再生。其以绸布为容，纳丁香、雄黄、藿香、艾叶等诸类化浊解表的中药材于其中，外以彩色丝线绣成各种图案纹饰，造型丰富，种类繁多，氤氲之气更是芳香宜人。

　　对香气的喜爱是人的一种自然本性，香气与人的身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用作养生养性的方法，从而在春秋时代便初步形成了“香气养性”的观念。百姓以香草香囊为美饰，君子士大夫更用香物陶冶、修明情志与身心，借外在的佩服，修为内在的志意，“佩服愈盛而明，志意愈修而洁”。

　　古先贤有言:“性命相合性为本”，香气可养性，亦可养生，“香气养性”使德行健全，“香气养生”使身体无恙，两者皆备，谓之修身。在《黄帝内经》中就记载有“治之以兰，除陈气也”的方法，说的便是用兰的芳香之气，祛除人体陈久的湿热之气，从而达到治病养生的目的，可见药香亦是治病取效的关键。香味入脾，调和五脏，脾为后天之本，香味能醒脾，能开胃。且香味中药其性多温，有的能化湿，有的能逐秽。比如：佩兰香能去秽，砂仁香可醒脾。

　　庆阳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吉彩琴和她的女儿市级传承人张倩在共同为第十九届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创作剪纸服饰作品。俄少飞 摄

　　人们以香为用，由来已久，若追本溯源，中国人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佩戴香包已不得而知，但屈原在《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吟唱，大概可以看作是香包的雏形，而《礼记·内则》里“男女未冠笄者,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的表述，应该是目前有关香包最早的文字记载，那时它还被称为“容臭”。

　　那时候，未成年男女在拜见长辈时，出于尊敬，佩戴香包使自身之秽气不至于冒犯长辈，隐约可见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礼”依托于香包，被具象化表达。透过香气与礼节，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由内而外的精神形塑和教育，立身行事，人格修养，皆在其中。

　　庆阳香包刺绣省级非遗传承人赵星萍和市级非遗传承人宗水红在绣制虎头包。俄少飞 摄

　　大约从此时起，香包在中国历史上便从未断绝过。在汉时，《孔雀东南飞》即明言“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香包作为装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唐时，杨贵妃玉殒马嵬坡后，仅剩下一枚随身佩戴的香囊残存于黄土之中。宋时，离别时分，心神恍惚之际，秦观无奈解开系带，留下香囊，慰藉不舍之情。明时，翰林学士宋濂青年求学时，同舍生皆左佩刀，右备容臭。而在展现清代人生活的红楼梦里，小小香包竟惹得才子佳人恼怒嗔怪。

　　有关香包的记载自始至终都贯穿于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这大抵与中国长期以来所实行以农为本的国策有重要关系，传统男耕女织的生产结构，当生产力充足时，出于生活趣味的需要，便顺理成章催生出了香包这种手工艺品。而庆阳作为中华早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农桑并举，耕织结合，与之相伴而生的香包，也是代代传承，历久弥新。

　　庆阳香包是一种立体造型和平面刺绣兼容的纯手工艺制品，以清新持久的中草药纳入布袋之中，做成玲珑可爱的形状，可佩戴在胸前、腰际等处，取苍术、雄黄、藿香等中草药辟秽解表的功效，以防治上火、流感、鼻炎等疾病。中草药的成分还对细菌具有抑制和灭杀作用，芳香物质通过呼吸和接触，达到提高免疫力的功效，中医上称之为“衣冠疗法”。

　　不仅如此，庆阳香包引针作笔，以线入画，在指尖翻跃之间，花鸟鱼虫、神话传说、历史人文等题材活灵活现，构思巧妙而淳朴，造型丰富兼灵动，分有“绌绌”类、线盘类、立体刺绣类、平面刺绣类四大类型，头戴、肩卧、胸挂、肩负、脚蹬五大样式。承载着庆阳人民的美好记忆，表达着人们的图腾崇拜、趋吉避邪、爱情幸福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是庆阳的一张独特的地域文化名片。